“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，只要你愿意挤，总还是有的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是哪句？”

“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歇。”江弦一脸平静道。

郑晓龙这一等，1986年仅存几天的12月就过完了。

眨眼来到了1987年。

这一年被称为“国际住房年”，联合国搞的，意在提高对住房问题的关注。

这事儿咱们国家很重视，还专门出了一套《国际住房年》纪念邮票。

这事儿也足够深入人心，后来有个电视剧叫《我爱我家》，每集结束之前还会有数分钟的“我家花絮”，就是一些ng的镜头剪辑，还有和“我爱我歌”，就是主题v作品，另外在片头会有一行字幕：“献给国际住房年”。

就在这样全国人民喜迎“国际住房年”的氛围里，1987年第一期的《当代》发行了。

朱琳还没读过《顽主》这篇小说，正巧前往欧洲，干脆带了一册1987年第一期的《当代》准备在飞行的路途中看。

这次去欧洲的中国剧组成员很多，不过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位是苏聪。

苏聪这会儿其实有点尴尬。

最开始，贝托鲁奇和托马斯找了两名作曲家给《末代皇帝》作曲。

一位是给电影《阿拉伯的劳伦斯》配乐的莫里斯贾尔，此君后来还配过《人鬼情未了》。

另一个就是苏聪了。

苏聪不算什么有名的音乐家，他是一名留学生，在德国，参加艺术节、国际作曲比赛，拿了不少奖，但钱没挣多少。

偶然一次，他在《综艺》杂志上，看到贝托鲁奇找电影配乐，于是让他签约的出版社寄了一些作品给老贝。

一年内杳无音讯，苏聪都快把这事儿忘了，结果过了一年，正准备读博的他突然接到京城打来的电话，说电影要开拍了，请您火速来京。

苏聪因此来到了《末代皇帝》的剧组。

可是麻烦很快来了，苏聪和莫里斯俩人的作品版权，因为早都签给了出版社，对托马斯而言，等于说少了一笔电影音乐版权，这就让托马斯觉得吃了个大亏，很不划算。

贝托鲁奇干脆找上了坂本龙一，让他写的话，版本全都能拿到手里。

莫里斯贾尔听说了这件事，一气之下干脆扬长而去，剩下个苏聪。

他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。

一番纠结之后，苏聪还是想珍惜这次配乐的机会，觉得拍中国的电影应该至少有一首曲子是中国人制作的，于是留在了剧组里，而且十分认真。

他读了很多文献，走访了许多学者，老贝要求很多，音乐要写得有东方风情，还得有现代感，但是只给了苏聪一个文学剧本，让他时不时去片场看拍摄，闲下来就拉他讨论，苏聪只能白天看场景，晚上回去写，写了很多片段，大概有四五稿。

这次去欧洲拍摄，他同样跟着。

看着周围异样的目光，就像是在看一块儿狗皮膏药，苏聪自己心里也不好受。

其实他也想过离开。

而且他这么做，早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，出版社和经纪人都认为他这是在浪费时间，在挥霍自己的才华，在做没有结果、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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