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而是一场漫长的拉扯，发生在议会的办公室里和报纸的版面上。

他们能做的，似乎只剩下等待，以及不要让事情变糟。

所以人们虽然没有立刻撤离一空，但是紧凑的人群逐渐开始松散。

有人离开去工作或回家休息。

一个裹着旧披肩的妇人站起来，对同伴说：“我得回去了，孩子还在家。”

一个男人看看怀表，咕哝一句“下午还得上工”，拍拍屁股走了。

他们走的时候没有偷偷摸摸，而是很自然地穿过人群，偶尔对熟人点点头。

有人留下来作为象征性的存在，像菲利普就没走，一些核心的参与者也没走。

他们觉得需要有人在这里，证明运动没有结束，只是换了形式。

他们坐在银行台阶上，或者靠在交易所的柱子上，像哨兵一样。

有人则只是为了“看到最后会怎样”留在了这里。

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好奇地张望，一些附近的居民端着咖啡站在远处看。

记者也还在，但昂贵的相机已经被收起来了，大半的人也合上了笔记本。

占领者们很清楚，一旦继续以高强度对抗国家，反而会破坏刚刚获得的合法性。

政府的承诺还很脆弱，议会的决议只是纸上的字。

如果他们现在冲击建筑、攻击警察，那么所有“克制”与“和平”的评价都会作废，镇压就有了最正当的理由。

何况艺术家们也已经退场了，刚刚的场面不可能再来一次了。

对许多人来说，这就已经够了。

因为他们最看重的并不是调查的结果是否真的足够彻底和透明，而是共和国没有动用暴力，没有羞辱他们，没有否认他们的损失，也没有要求他们“立刻消失”。

在经历了破产、贬值、失业与羞耻之后，这种被正面承认的状态，本身就带有一种安抚力量。

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石头上，对旁边的人说：“他们没朝我们开枪。”

旁边的人点点头：“也没骂我们是暴徒。”

“还说我们‘克制’。”

“嗯。”

简单的对话，却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慰藉。

他们的损失没有挽回，但他们的尊严，至少在这一刻，没有被践踏。

对一个战战兢兢过日子的普通法国人来说，这有时比钱更重要。

撤离是渐进的，两天之内，法兰西银行和巴黎证券交易所就重新开放。

到了五月六日下午，人群已经稀疏了很多，银行台阶上只剩下几十个人。

警察的人数明显少了，刺刀也收起来了；士兵们则坐在马路牙子上休息，有的和市民分着抽烟。

五月七日早晨，交易所广场基本清空了。

最后一百多人在菲利普的带领下，默默收拾起那些空钱袋和标语。

没有什么仪式，就是低头干活。

被他们撬开的铺路石也很快被市政工人又填了回去，补上了沥青。

街道恢复日常，马车重新驶过，小贩叫卖，咖啡馆开门，职员们夹着公文包匆匆走过。

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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