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来。

洪仁知道，要想获得先进的武器和技术，打破封锁，就必须与洋人打交道，一定要设法得到上海，获得与西方直接对话的窗口。

如试图以经过他理解的西方基督教文化，冲击传统的儒释道思想体系，以期打破农民身上的封建精神枷锁。 简而言之，光复军在变的，他们太平天国也在变。

光复军没有在变的，他们太平天国同样在变。

只不过，洪仁的这些充满理想主义的改革方案，对于深陷战争泥潭、内部等级森严且腐化渐生的太平天国而言，无异于空中楼阁。

并且大力倡导发展近代工商业，「兴器皿技术」，奖励发明创造，准其专利售卖。 天国缺乏实施这些现代化方案所必需的稳定社会环境、具备新知识的人才储备、以及雄厚的资本基础。

这一点，不因洪秀全本人，或者是洪仁玕的意志决定。

因为整个天国的官僚体系和军事架构，都建立在拜上帝教的神权政治和战时共产供给制的基础上。

船大难掉头，其利益盘根错节。

《资政新篇》中的绝大多数措施，注定都只能停留在纸面上，难以真正推行。

除非，愿意放弃拜上帝教这唯一的、也是正在失去魅力的意识形态根基。

但这对於洪秀全和既得利益集团而言，可能吗？

尽管如此，吊诡的历史局面形成了。

清廷、太平天国、光復军这三方势力，几乎在同一时期，以不同的方式、不同的深度，都被迫或主动地开始了向近代化的艰难探索。

这种局面，让隔岸观火的西方列强颇感欣喜。

在他们看来，光復军就像一条凶猛的「鱼」，搅动了中国这潭沉寂的死水，给腐朽的清廷和落后的太平军都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感，迫使他们不得不打开国门，寻求与外界的合作。

这正符合列强扩大在华利益、开拓市场的根本目标。

因此，对於福建光复军之前提出的贷款、合作建厂以及採购机器设备的请求，洋行的态度变得积极起来。

当然，清廷的施压也不能完全无视，毕竟它仍控制著中国大部分疆域。

于是，像怡和洋行这样的机构，便采取了明面上遵守清廷要求，停止公开向光复军出售整批军火。

但暗地里却通过走私、零部件出口、技术资料转让，以及「民用」名义等方式，加快执行光复军此前申请的大批工业设备订单，继续与福建保持着密切而有利可图的商贸往来。

在福州，对此感受最深的莫过於商业部部长程学启。

「太好了！ 费尔斯先生，您真是帮了大忙！」

程学启拿着怡和洋行確认的发货单，难得的露出了笑容。

他通过洋行渠道订购的一整套用於提纯、合成药物的实验和生产设备，已经搞定，不日即可从香港启运。

这对于他计划中的制药产业至关重要。

「程部长客气了，互利互惠而已。」洋行经理费理斯笑着回答，「我们英国会是光复军最好的朋友，你们要的那些机器设备，香港没有的，我就派人去新加坡找，新加坡要是没有，我让船队从伦敦运过来，绝对不会耽误贵军踏入文明世界的步伐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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