干预，也可能是一种完全不可控的、以细胞癌变为代价的、虚假的“延长”。他倾向于认为后者发生的概率更大。

因为他的数据正在指向那个方向，但他不能百分之百确定，因为他的实验还没有做完。而且人体被封印的修复机制肯定不是一个受体x可以调控的，受体x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微小的一环或者局部。

但是不管多么微小，多么局部，这都意味着开始了。

如果他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，他会说“等我做完实验再判断”。但他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了。他变成了一个站在门前面的人，而身后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催促他开门。他们用口号催促他，用投资催促他，用社交媒体上的标签催促他。他们不关心门后面是什么，他们只关心那扇门能不能被打开。

他关掉了那个空白的文档。

精细梯度实验的第一批结果出来了，1125组。

杨平和唐顺、韦伯三个人站在显微镜前，看着屏幕上那些细胞。1125的激活强度下，细胞形态正常，没有多层堆叠，没有变圆，没有漂浮。代谢组数据同步显示，三百二十种代谢物中没有任何一种出现显着性偏移。表观遗传数据也显示，全基因组甲基化水平稳定，那个在15组中出现明显去甲基化的三个基因簇，在1125组中没有任何变化。

“安全的。”唐顺说。

杨平点了点头。他知道自己应该感到欣慰，找到了一个安全点。但他感到的只是等待的压力。1125是安全的。那115呢？1175呢？还有三个点要跑。最快也要十天才能出齐所有数据，十天。

“继续跑。”杨平说。

那天下午，他的手机开始频繁地震动。他原本以为是唐顺或者韦伯发来的消息，但拿起手机一看，推送的标题让他手里的杯子停在了半空中——“欧盟委员会宣布成立受体x研究特别工作组，拟投入两亿欧元推动安全调控方案开发”。

他放下杯子，点开了那条新闻。正文写道，欧盟委员会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，鉴于受体x在寿命调控领域的“革命性潜力”，将组建一个由十五位顶尖生物学家组成的特别工作组，目标是在三年内开发出“可供临床使用的受体x调控方案”。新闻稿中特别提到，“特别工作组将与中国杨平教授团队保持沟通，但不会依赖单一实验室的数据来源，将独立开展验证性研究。”

杨平读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，感到一种清晰的、无法回避的信号：欧盟不再等他了。他们觉得他太慢。他们觉得他的数据出不来的原因不是实验周期，而是他不愿意分享。他们决定自己走一条路。他们礼貌地绕过了他。

他没有评论。他把手机放回桌面，屏幕朝下。

次日，唐顺早上走进杨平办公室的时候，手里没有拿手机，也没有拿文件夹。他空着手走进来，关上门，在杨平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，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说：“你看了‘sphragis’的新视频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应该看一下。”

杨平打开电脑，在唐顺的指引下找到了那个视频。视频是在一个类似仓库的空间里拍摄的，光线昏暗，几百个人坐在折叠椅上，正前方是一个简易的舞台。舞台上的主持人，一个穿着黑色t恤的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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