权，在双方的争论当中，“惜春派”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地位。

但就在今年，随着上头精神的东风抓紧，攻守易型，偏左派发起对惜春派的反攻。

如此形势之下，江弦这样一个发言题目，难免会让人觉得，这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他要向着占据上风的偏左派那边靠拢。

“我知道此生的文学义务就是建树关于人的理想，建树关于生死、荣辱、爱恨、美丑的人性坐标。”

“一个人的历史是国家历史的一部分，一个人的精神是时代精神的一部分，一个人的情怀是民族情怀的一部分。”

“为此，我喜欢精确到位的现实主义，喜欢情绪饱满的理想主义，也喜欢直面人类精神危机的现代主义。”

“写作者的精神维度决定了其作品的优劣高低，所以，对登高望远的热爱时刻伴随着我们对陨落与滑坡的警惕，写作者的另一个名字就是永远的攀登者。”

“”

江弦讲前面的时候，“偏左派”听的频频点头，就连和江弦有些旧怨在的贺井之，紧绷的脸色都舒缓几分。

不过讲到后面，就换成“惜春派”的作家眼神逐渐变得明亮。

江弦一番发言很快结束。

礼堂内的作家们，不管是偏左派还是惜春派，齐刷刷为他的这段发言鼓起了掌。

因为在他们看来，江弦的发言里有相当漂亮的金句。

但是鼓掌过后，他们又忍不住要问自己。

这小子究竟是算个啥派？

说了半天，说的这么好，到最后不还是没说清楚么？

授奖大会结束，大会堂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六百多名文艺工作者，一同进行了大合影。

费了一些周折才结束。

中午就在海子里用餐，下午又紧接着举行一场座谈会。

获奖的六位作家仍是人群中的焦点，尤其是最年轻的江弦，他的作品被在场的评委和出席嘉宾多次谈到。

座谈会进行到一半，创作《东方》的魏巍忽然问了江弦一个问题：

“你觉得未来的文学，是应该真实地暴露和反映中国当代社会伤痕与现实，还是应该恢复“十七年”主流文学。”

这算是把江弦给逼到死角了。

刚才他那一番发言，大家听了半天，也没听出一个确切的态度。

但现在魏巍的这个问题，正是惜春派和偏左派争论的核心。

他这个问题问完，本来气氛热烈的座谈会一下子安静了下来，大家的目光齐刷刷的看向了江弦。

江弦叹一口气。

见众人如此关注，他不慌不忙的喝一口面前的茶水。

“魏巍同志，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。”

他抻了几秒钟说出这么一句话，让本来期待的众人倍感失望，这说了跟没说一样。

江弦见众人如此反应，轻笑两声解释道：

“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，是因为我有一个和这个问题相冲突的观点。”

“我是个年轻作家，在场的很多作家都是我的老前辈，作品都是我曾经读过的，像王濛同志的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，刘白羽同志的《火光在前》，丁凌同志的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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